纪录片的发展历程

电影一出现就显示了它的纪录功能。世界上最早的一批影片是纪录片。1895年12月28日在巴黎卡普辛大道14号大咖啡馆的印度厅内正式公映的由L.卢米埃尔摄制的《工厂的大门》、《火车到站》、《婴儿的午餐》等12部实验性的影片，都是纪录真实生活景象的。从19世纪的最后几年起，电影开始用于新闻题材的报导；俄国的沙皇加冕、英国的英王亲临奥林匹克开幕式、西班牙的斗牛、澳大利亚的竞走等新闻事件，都搬上了银幕，成为初期纪录电影的主要题材。

1923年弗拉哈迪的《北方的纳努克》的公映，标志着纪录电影在艺术创作上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部影片纪录了一个爱斯基摩人和他的家庭在冰冻的北方为谋求生存的一天的斗争生活。与观众见面的影片是第二次拍摄的。1913年弗拉哈迪随一个探险队到加拿大北方去探矿。他用摄影机客观地纪录了居住在那里的爱斯基摩人的生活。这一次所拍的3万英尺底片后来全部在火灾中烧毁了。后来他按照自己的创作意图再去进行拍摄。这次他吸收了当地的一些爱斯基摩人参加拍摄工作。有些镜头是用故事片的方法拍摄的。如爱斯基摩人居住的冰房子是根据拍电影的需要建造的、猎取海豹的活动也是组织拍摄的，但影片反映的人物和生活场景都是真实的。由于这部具有艺术感染力的纪录像片，弗拉哈迪被称作为“纪录电影之父”。

苏联十月革命后，列宁十分重视新闻片和纪录片的宣传鼓励和新闻传播的作用。由维尔托夫主编的系列影片《电影真理报》广泛发行。影片的素材是由摄影师分别在战争前线和后方各地拍摄的，然后由导演集中起来，进行编辑，加上字幕，成为新闻主题。有些新闻主题以后又根据新的构思汇编成篇幅较长的纪录像片，如《国内战争》、《前进吧，苏维埃》、《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等。摄影师们把摄影机的镜头看作电影的“眼睛”，认为“电影的眼睛”比人眼更完善，更具有分析力。被称作“电影眼睛派”的这些纪录电影艺术家认为：为了达到现实意义的效果，搜集到的现实的片断，必须有真实的基础。他们经常带着摄影机到市场、工厂、学校、小酒馆或是街道上，遇到合适的素材就拍下来。事先也不征得被拍者的同意，也不要求被拍者的表演，找一个可以隐蔽摄影机的地方，就进行拍摄。然后再经过剪辑，把混乱的视觉现象变得条理分明。

1920～1930年代，美国电影进入全盛时期，好莱坞在摄影棚里制造出来的脱离现实的梦幻似的电影风靡一时，为了抵制这种影响，在英国出现了以约翰·格里尔逊为代表的纪录电影运动。他们极力摆脱电影商业化的影响，强调电影的社会意义。不回避不掩饰广泛社会生活中的矛盾和问题，面对现实，积极发挥纪录电影直接反映生活的潜力。在艺术上通过画面造型以及音乐、解说的配合，实现对于美和诗意的追求。这个时期出现了一批杰出的纪录电影艺术家和有代表性的作品，如约翰·格里尔逊的《飘网渔船》，P.罗沙的《交接点》、《船坞》、H.E.安斯戴与A.艾尔顿的《住房问题》，W.鲁特曼的《柏林──大城市交响乐》，伊文思的《博里纳日》，B.瑞特的《锡兰之歌》等。他们不掩饰这些作品是为了宣传。约翰·格里尔逊公开宣称:“我把电影院看成一个讲坛，并以一个宣传家的身份来利用它。”

荷兰的伊文思深入比利时的矿区去拍摄支持工人运动的影片，到苏联去拍摄该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他和许多电影工作者一起，拿参加了战斗。起初伊文思到达了西班牙战争前线，在那里拍摄了《西班牙的土地》；以后又到了中国，在抗战中拍摄了《四万万人民》。

在这个时期，女导演里芬施塔尔1934年在希特勒直接指使下，拍摄了反映在纽伦堡举行的纳粹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片名为《意志的胜利》，这部影片把法西斯的上台当作德国复兴的形像加以宣扬。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化开始了大众化转型。大众文化迅速崛起和蔓延，消费主义观念渗透到文化的创造和传播过程中。“快乐”和“游戏”成为影视节目流行的标识。在这种宏观语境下，纪录片也向商业主义和消费主义接近和移植。注意力经济、娱乐经济的升温使得纪录片的制作理念也悄然发生了转变。有些题材本身很有特性，或适合画面表现，或事件发展一波三折，又或者人物个性张扬，有自我表现欲。例如：《阮奶奶征婚》，表现82岁老人征婚的故事。在面向海外受众时，除具备市场意识外还要注意各国的文化差异，用易于被对方观众接受的方法进行拍摄。

中国纪录片的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萌芽期，从专题片独立出来（1981-1992）

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的纪录片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专题片。它以单一的表现手法体现着单一的功能：即以官方的视角和高度权威的地位，至上而下地宣导、传达、解释某一事物或者精神，以实现其宣传教育功能。1981年《丝绸之路》以新的姿态和观众见面，算是中国纪录片的开端。往后的十年，中国纪录片逐渐形成规模，从专题片中独立出来。

第二阶段：快速发展期，新纪录运动兴起（1993-1995）

1993年，中国纪录片协会正式成立。上海电视台《纪录片编辑室》开创了中国纪录片栏目化生存的先例，创下了上海电视台收视率第一名。同年，中央电视台的《生活空间》提出了一种新的理念、一种口号：“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通过讲述小人物的小故事，来体现社会的大背景。在这两个栏目的带动下，类似的纪录片栏目在全国各地遍地开花，掀起了一个时期的纪录片高潮。同年也兴起了中国纪录片领域的一场“新纪录运动”。中国纪录片迎来了历史上空前的繁荣时期。

第三阶段：衰落期，市场化启动（1996-2003）

90年代中后期，纪录片开始衰落，作品数量、规模和影响力都急剧萎缩。《纪录片编辑室》的收视率由36%暴跌至7%～8%，《生活空间》也被迫退出荧屏。1996年5月举办了第5届北京电视周，其间，中国纪录片的市场化被提上议程进行讨论。 世纪之交，电视媒介生态发生了巨大变革，纪录片也随之启动了市场化运作。然而，纪录片栏目的收视率和广告量明显地比其它节目低，由于经济上资不抵债，不少卫星电视频道陆续取消了纪录片栏目，解散了纪录片部门，少数纪录片栏目凭着一股顽强的意志勉强支撑着。纪录片不仅在电视台的命运岌岌可危，纪录片的电影票房也相当冷清。

第四阶段：徘徊期，市场化全面推进（2004）

2004年2月，国家广电总局出台了《关于促进广播影视产业发展的意见》，强调要深化影视业的机制体制改革，积极培育发展市场主体，影视节目的制作与播出逐步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中国纪录片的市场化全面推进，迎来产业大发展。但是，在全面市场化的进程中，有许多困难。虽然费力不小，其效果似乎波澜不惊，能够在经济上获得利润的片子更是寥寥无几。在这一轮市场化改革中，新闻节目、娱乐节目、法治节目等逐渐成为主流的“弄潮儿”，而纪录片却在这一轮变革中沦为“落伍者”。为了拯救纪录片市场，近年来学界和业界都纷纷献计献策，大胆开拓。

第五阶段：发展期，政府扶持与市场觉醒（2015）

伴随着《大国崛起》、《公司的力量》、《舌尖上的中国》、《互联网时代》、《故宫》等一批收视率高的纪录片成功运作，中国的纪录片孕育着一个蓬勃发展的新时代的到来。一批精品纪录片打响了中国品牌。《故宫》以26种语言销售到了126个国家，《舌尖上的中国》不仅销售到了海外20多个国家和地区，还创下了4万美元一集的纪录。今年4月，央视纪录频道参展戛纳电视节时，《舌尖上的中国2》、《丝路》、《丹顶鹤》、《园林》等9部纪录片，受到了参会各国机构和国际买家的高度关注，片花点击率在所有注册参展的亚洲纪录片中名列前茅。2014年，中国实施了更多扶持纪录片发展的举措，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不仅将增加了扶持基金，还要求所有34个上星综合频道，平均每天必须播出30分钟以上的国产纪录片。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田进在2015广州国际纪录片节的讲话中，提出了关于讲好中国故事的“四个中国”概念，分别是：中国梦、中国人、中国文化和中国变化。他说，未来的五年，对中国来说十分关键。十三五确立了今后5年经济社会发展的行动方向，“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将引领中国发展进入新的境界。希望中外纪录片人，都来关注中国变化、聚焦中国发展。田局长还说到，纪录片具有很高的思想教育价值、文化传承价值、艺术欣赏价值和国际传播价值。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高度重视、大力支持纪录片繁荣发展，有以下举措：一是培育精品。通过项目引导、资金引导、播出引导、政策引导，鼓励创作生产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鼓励卫视频道在“920”节目带播出优秀纪录片，进一步提升纪录片的公众认知度和美誉度。二是壮大产业。积极培育纪录片市场主体，支持建立纪录片发展基金，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吸引民营和各类社会资本参与纪录片生产经营，不断开发市场潜力、激发市场活力。三是培养人才。从今年开始，实施了“百人百部中国梦短纪录片”的“双百”计划，扶持纪录片从业人员和爱好者创作反映中国人奋斗故事、展现中国人精神风貌的短纪录片，并通过抓作品培养和发现人才。四是扩大交流。鼓励中国主流电视媒体、制作机构与境外机构加强合作交流，鼓励中外合拍“中国题材、国际表达”的优秀纪录片，对于优秀合拍片，将在总局组织的题材规划、推优、评优等工作中，视同国产纪录片给予扶持奖励。